的出门去。我惯用的奔驰坐驾已被司机开了出来,停在一边。司机垂手站在一边。见了我,他忙恭恭敬敬的将钥匙交给我,“太太早,不用我送您去吗?”“不了,我自己开就好。”我答,说罢上了驾驶座。
家里有四个专职司机。两个供庄恒专用,一个负责全天候接送我。另一个由荣妈他们调配。当时请人的时候我是不想要个专门的司机的,原打算自己开车出入。庄恒执意不肯,他道,“别的事情都由得你,车你自己开我不放心。”大概当年他看着我开车撞到路边的大树上,至今余悸犹存。连带着再也不肯相信我的车技。在美国的时候,他就极少让我开车,甚至连穆怡那里他都打了招呼。回到香港后,我进养和做医生,上下班的他更是不放心,见他如此,我也只得随他。
毕竟,在我进养和工作的事情上,他没有多加干涉,只在有时看我颠倒黑白的忙时,稍稍的提过让我出来自立门户,不想看我太辛苦。而我一直觉得,在公立医院做事,接触那些普普通通的市民大众。没有利欲考量,没有地位分差,没有背景攀比,累是累一点,但是累的舒心,值得。至于付出和收入成不成比例这个问题,我真是一点也不在乎。就我那一月几万银纸的工资,一年到头累加起来,怕还不够庄恒日中一小笔投资的零头。反正也从来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,全为兴趣所在,想要学以致用罢了。
半个钟的车程,停好车一看表,8点十分,比预计时间还要早。干我们这行的,不能迟到是最起码的专业准则。对我们来说每一分一秒都是在跟死亡的较量中孰胜孰败的关键,容不得有半点疏忽。去年我参与监督新进实习医生的考试,九点考试钟声敲过不够两分钟,便有一个小伙子急冲冲的赶了来,跑得满头都是汗。主考官是我大学时的导师,现在养和的行政总长曾华成,二话不说把他拦在了门外。那小伙子的眼神中极尽哀恳,曾sir却不为所动。看那孩子垂头丧气的一步一回头的挪着身子离开,我心也不禁恻然。我知道这很可能意味着他的医生梦就此破灭,很可能意味着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尽成一场空。“一个连守时都做不到的人,没有资格成为医生。”曾sir望着他的背影冷冷的说。我叹息着答:“希望他能吃一堑长一智罢。当不了医生,还有很多的其它选择的。”曾sir不以为然地摇头,“要是连这样的坎都过不去,那更不必去当医生了。”
我的这位导师是当年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里唯一的一位黄皮肤,黑头发的中国教授。是他带我入门,教会我医术、医德、医者仁心。前两年他从美国受聘回港,执掌养和,再次相见,我已经是急诊科的顾问医生了,总算是没有给老师丢脸。我曾在庄园设宴给他接风洗尘,庄恒也陪在一旁。这两个人说起在美国的往事,庄恒居然还向老师提起当年帮我赶报告的典故来,大大的糗了我一番。还记得曾sir冲庄恒笑道,“庄先生不介意蕴茹出来工作,如此大度,实在是难得。”我真是啼笑皆非了。怎么我辛辛苦苦的工作,而外界从媒体到导师,乃至身边的朋友全都赞美庄恒去了?敢情那书是他替我读的,手术是他替我做的,夜是他替我熬得不成?可气的是这平白受了赞美的人居然一点推功的意思都没有,还很是宠溺的看着我笑说,“她喜欢就好。”
无论如何,老师的教诲我谨记在心,时刻不敢或忘。既然我不愿呆在家里过我的贵妇生活,既然我决定要穿上白袍承担起生命的重量,那我就和所有普普通通的医护人员一样了。在生与死面前,无所谓贫穷富裕,无所谓身家背景,无所谓豪门竹门,有的都是一样的对生的期盼,对死的无奈。
刚要进医院大门,耳边却传来福庆的喊声,“太太,太太。”我困惑的回头,果见家里的车子停在路边,福庆向我跑来,手里还拎着保温盒。我看她跑近,不禁皱起眉问,“你怎么来了?”她将保温盒递到我的手上,喘着气道。“先,先生要,要我给您把早餐送来,怕,怕您顾不上去买,胃又疼了。”我愣愣的看着手中的食盒。这些年颠倒黑白的忙,胃是一直不大好。饿的时间久了,就会隐隐犯疼。有两次疼得厉害,着实把家里人给吓着了,崔炯给我详细的检查过后,明明白白的告诫我不能再这么折腾下去了,饭要按时吃,酒不能再碰。庄恒当然也是知道的。我涩然一笑,对福庆说,“行了,你回去吧。”说罢便径直走进医院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