短裙、外罩蓝色短西服、领口围着紫色轻纱的接待小姐,便迎上来,右手轻握左手手指,欠身行礼,低声道:“董事长、周总、毛总、潘总,几位客人被安排在夏竹一厅,请跟我来。”
普通话字正腔圆,只略有一点台湾那边软绵绵的腔调。
端人碗,吃人饭,关飞要求必须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规定,在公司内执行得很好。
港人本就有一定普通话基础,二十世纪初就在各中文学校传习,并有专门的国语课程,由非粤语人士开办的学校,更是完全用普通话进行教学。
此后国府退败台湾,大批内地人涌入,本港语言更加复杂,广府语、上海话、官话、闽浙话混杂,各有一定适用范围。因此为了让大家都听得懂,电台、电视、电影都是采用普通话配音,即便有些本地老人不会说,但绝对都听得懂。
本港之所以现在粤语成为主流,都是港英当局强行推广的结果。
五十年代,因罗湖设立了关卡,港英当局便利用本港与内地交流隔绝的机会,降低国语教学的地位,规定小学必须采取粤语教学,没有通过粤语考试的老师拿不到教师资格。到六十年代,更是取消国语课程,再后来干脆直接阻止包括私利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教授国语,非粤语方言广播、电视皆被取缔,强行推广粤语。
不过即便如此,目前各电影公司还在坚持采取国语配音,电影成为还在继续影响本港语言环境的最后阵地。
本地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普通话基础,而且除了音调不同,粤语、普通话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并无不同。在公司强制要求下,员工初始讲得有些磕磕巴巴,很快就适应过来,尤其是一些年轻人,经过一段时间练习,普通话说得比许多内地人还标准。
只是他们学习的对象,大多是电影、台湾的广播节目,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边软绵绵的语调特征,个别字的发音,也与内地有所区别。
随着太宇科技、新时代等公司的出现、壮大,在军分区系公司的影响下,各关联公司为了投其所好、交流方便,也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推广普通话。特别是各家关联公司的业务人员、技术人员、高层,更是将普通话作为主要工作语言之一。
港英当局自然是不满的,可这是人家的“公司文化”,且是工作需要。人家为了跟客户联系,正常交流,学习普通话无可厚非。总不能说允许英资公司可以强迫员工讲英语,中资公司却不能讲普通话吧。真这样做,那是连遮羞布都不要了,等于是彻底跟大陆撕破脸,他们还没这勇气。
“好的,谢谢。”关飞客气道。
装修后的接待大厅焕然一新,柔和而明亮的顶灯、折射后透出莹莹宝光的大理石地板、鹅黄色的木台、亮银色的扶栏、绿色的盆栽、间杂的各色花朵,不知从何处飘来的古筝乐曲,让大厅显得即富美华丽,又高雅清奇。
过小桥、上木台,关飞微微含笑,看到有几对正在谈业务的职员,双方放着咖啡茶盏,正争得面红耳赤。又有数名身着西装的员工,散在公共休憩区几个位置,围着木桌三两对坐,轻言谈笑,状似愉快。
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,他没有干涉的意图。
太宇科技是周小山在管,既然他没有说什么,自然表示这几名员工并没有违法公司规定。各在其位、各司其责,他没有必要越过公司本来的管理层,对下面员工询问斥责,给周小山在员工面前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。
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管理风格,只要他工作做到位,业绩良好,怎么管理公司是他的自由。
在这个时代,欧美公司推崇家庭式管理,公司内有咖啡间、游戏室,员工在完成工作之后,随时可以去咖啡间坐坐,与同事轻松地聊聊天、打两局桌球,公司氛围很是轻松温馨,内部极具凝聚力,很少跳槽。并不只是日本实行着终生雇佣,大多数欧美公司员工,也遵循着服务于一家公司的惯例,从就职到退休,都是在同一家公司,对他们来说,公司即等同于家庭,有时候比家庭还重要。
要讲奉献,这些六七十年代的员工,一点也不比日本差。为了赶订单,免费加班毫不罕见,公司兴旺员工开心,公司经营困难则员工揪心,纷纷出谋划策、竭尽全力为公司尽最大努力,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与公司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这样的管理模式,要到八十年代以后,竞争日趋激烈,公司倒闭频繁,维持正常运转的时间越来越短,员工们不得不及早考虑下一次就业方向,跳槽才开始变得日益频繁,最终成为常态。
而温馨的家庭式管理模式,也被更加冷酷的业绩考核、完不成就滚蛋的管理模式所替代,公司逐渐成为冷冰冰的压榨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