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航行等于是一路侧顶风。冬季风向就变成东北风了,同时又过了雨季,降水量很低,大部分时间都是晴空万里。
后世唐宋时期,大食(阿拉伯)商人都是借着夏季的西南风,沿着海岸线一路被吹到当时的大唐或大宋,有时候不小心会吹到日本去。他们在中国住几个月,返程时再买上合适的货物,借着冬季的东北风,又一路顺风,被吹回阿拉伯半岛。
听起来这好像是件很容易的事,其实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即使是在唐宋,也不是所有阿拉伯人船能抵达中国,借着风向也不是想吹过来,就能吹过来的。这一路上艰难险阻,有多少船沉没不得而知。
如此漫长的旅行,阿拉伯人还需要沿着海岸线不时停靠补给,和当地的土著打交道,没有强大的武力做保障,活着回去都是个问题。在唐宋时,阿拉伯人还没有精确的海图,测量技术也很落后。
因此唐宋时,阿拉伯人的海船前往中国时往往是一个船队,单独一艘的几乎没有;即使是这样,能够安全抵达中国的也少之又少。一路上不确定因素实在是太多,所以航海是一个冒险者的游戏,一般人是玩不起的。
阚石经过了这么多年,也算是有了丰富的经验。阚石的海军还没有来过这片海域,更别说在印度洋沿岸有补给点。不过,这不是什么问题。因为阚石不是沿着曲折的海岸线绕路探索,他是直接的跨洋航行。速度和定位是他这个穿越者优势,舰队走的是直线,不需要再多绕上万里的路。
舰队到了安达曼海,刚刚拐过苏门答腊岛北端,阚石就直接接手了领航工作。中华号担任旗舰,阚石向另外四艘船打出了旗语,命令重新编组舰队,在海面上形成一字纵队,由旗舰中华号领航,秣陵号断后。舰队航渡中保持一海里船距。如果途中遇到风暴,舰队失联,失散的船只在海图上汇合点集合。
当其它四艘船都发来确认的信息后,收到旗语的暸望手立刻报告了阚石,阚石再一次下达命令:“右舵十,全桅满帆!大副,把我的命令告诉后面的船!”
“是!”大副黎贡敬了一个军礼。转身走上了艉楼,站在舵轮旁边,对着他的两个副手发出了进一步指令。
阚石站在驾驶舱左侧,用望远镜观察前面的海况。他时不时走出船舱用六分仪定位,然后在航海图上写写画画,计算出一些数据。现在他需要全力以赴,确保航线的正确。
之前的航程阚石都没有插手,都是由其他舰长自主指挥的,这些年海军对之前的航线都很熟悉,有的船长一年要跑二三十趟。阚石基本就没怎么操心从广州到马六甲的航向问题。
“右舵八,全桅满帆!”阚石再次下达命令。
大副黎贡听到命令后,立刻对着通讯管道扯着嗓子喊起来。通讯管是新帆船上的新玩意儿,有点和水管相似,两头都有喇叭状的开口。这玩意儿虽然比不上后世的电话,但在船上使用还是挺方便的,至少不用跑来跑去的传达命令。
舰队的五条船上都是老水手了,都是驾着帆船在广州和马六甲之间来来回回跑了几年的船员。而且每条船的船长也是一样,至少有十年的航海经验。甚至长得比阚石呆在海上的时间更久。
五艘帆船在旗舰中华号的带领下,慢慢的升起了全帆,航向略微偏向西北,让侧顶风变成了侧风,航速立刻提了起来,刀刃般船头劈开海浪,微微向右倾斜着船体,向着茫茫大海深处驶去。
横跨印度洋图上坐标的距离约一千五百公里。在春末夏初这个时间段,这条海路恐怕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段,主要是风浪太大。在这个季节,印度洋上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大风,风速等级差不多有十米每秒以上,风力六七级的样子。
这种风速如果是在陆地上,那就是飞沙走石,树干会被吹得来回乱晃,枝条会发出呜呜的怪叫,走在路上打伞是根本不用想。这种风速到了海上,那就是巨浪滔天,天地间白茫茫一片,海浪反复不断地拍打着船体,一波波扑向甲板。
多亏现在有了玻璃,驾驶舱还能够保持干燥,桅杆和甲板上的水手就遭了大罪了。浪高能够达到三四米左右,几十米长的飞剪船前后摆动幅度能达到四十度。一个大浪过来,船头刚刚抬起到最高点,又迅速的一头扎向了无底深渊,就跟坐过山车一样刺激。
这种海况特别容易晕船,老海员都不敢吹牛,说自己不会晕船。飞剪式帆船最大的缺点就是颠簸,乘坐起来舒适度很差。任何人只要你盯着船头看几分钟,肯定立马得吐。没有办法,为了速度也只能牺牲舒适性。
风实在太大了,航海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驾驶帆船,也不是风越大越好。因为桅杆的承受力是有限度的,不管是顶风、侧风还是顺风,风力越大、风速越高,桅杆承受的压力就更大。
一旦超过了限度,桅杆肯定会咔嚓一声断掉,到那个时候,就是喊天天不灵,喊地地不灵了。那你只能够祈祷着老天爷保佑,让你早日看到海岸。船只失去动力,船员无异于慢性自杀,十八世纪很多幽灵船就是这样诞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