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南人,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。
偌大的中国,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警察逮捕逃犯,无疑于天方夜谭。何况,就是这一点线索,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。
齐怀义,你不得好死!这句话,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,一遍又一遍!
与此同时,我们村和邻近几个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,即便是家里没有死人的,也都和死去的这三十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很多人家的门前竖起了白幡,进出村庄的老人、妇女和孩子都哭到声音嘶哑。
我知道这样是不合理的,煤矿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应该有人为此负责。但因为齐怀义的逃走,相关部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了,说他是私自采矿,原本就是非法的。再加上我爸他们又没和齐怀义签定任何合同,更别提买保险什么的,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。就连我爸他们的骨灰盒,还是当于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给买的。
村中发生了这样大的事,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家了,村里的人似乎在忽然多了起来,但人越多,悲伤的气氛却越是强烈。
几乎是一夜之间,村子西边的半山腰上,竖起了一座座的新坟。
妈妈的头发在短短的三天全白了,海鸥也好象懂事了许多。办完爸爸的丧事,家里还剩下五百多块钱。望着那叠薄薄的钱,我知道我的人生因爸爸的去世彻底改变了。
奇怪的是,我很悲伤,但这悲伤并不是因为无法上大学。尽管那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,如果早知道爸爸会死,我宁愿连小学都不要上。如果我不上这该死的学,我就会早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,爸爸也许就不会出去挖煤了。
那一刻,我对自己充满了仇恨,我觉得是我害死了我最亲爱的爸爸。
我可怜的妈妈,即便是这样,她仍然记得要我上大学。刚送走爸爸,她就把我叫到面前,无奈地说:“海燕,快开学了,听说现在可以贷款了上学了,我们也去申请贷款吧。”
我难过地摇摇头:“听说现在贷款也是要条件的,不是谁想贷就可以贷的。更何况,还有你和弟弟,我不可能在家里连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,背着债务去上大学。”
妈妈叹了一口气:“委屈你了。”
我安慰她:“妈,你快别说了,我不去念书了。”
妈妈流着泪,什么也没说,只是眼里,满是内疚,妈妈的内疚让我的心如针扎般地疼。
从上学的第一天,我就一直把考大学定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。不仅我是这样,几乎每个农村孩子都是如此。上大学才能升官,升官才能发财。贫困拮据的家境更让我明白这个道理,所以,我的刻苦勤奋加上聪明好学在十里八乡也是远近闻名的。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,我的成绩一直在年级前三名。
自小到大,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,周围所有人都在向我传递一个信息:城里的一切都是现代的和令人向住的;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和可鄙的,父辈们对于土地的传统依恋被视为愚昧的象征。从出生在农村的那天起,似乎一生之中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这片滋养我们又吞噬我们的土地。然后森严的城乡壁垒,通往城市的道路狭小并且漫长。一直以来,我们只有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,但大学名额、不断上升的学费和少得可怜的机会,更多的人选择早早辍学,外出打工。